国网九江市濂溪区供电公司：“空中番茄”忙种植 电助智慧农业兴

所有这些在过去均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的事情，虽然还只是处于零星状态，彼此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却是一样的，即都折射了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 某些环节出了偏差，以至于使基层一些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比如，某一公用事业、公益工程或者与政府在区域发展战略里所要追求的某一经济增长点相关的重要项目，其融资可能会包括多元主体，如企业、商业银行的加入，这些主体加入后，我们要考虑其承担的商业风险。当有关财政部门观察到，其他所有主体都认为财政介入以后，全部风险甚至连一般商业性风险也浑水摸鱼地应该由财政来承担，而没有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自然会认为这是个无底洞。

对此，美国人非常强调一条经验，就是政府资金进去以后，它所承担的风险一般最高不超过75%，市场主体必须自己承担剩余部分的风险。但实际上，现在公共财政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绩效的约束。在中国现在PPP概念下支持的很多城市建设、公共工程项目所引出的融资事项，对它所关联的各种主体，我们也应该去探索、去发展这样一种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规避风险、增信发展的新机制。为此，应该建立一种风险共担和风险规避的阳光融资机制，把政策性因素和商业性因素，把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放在一套透明、规范的机制里，最终形成共赢局面。而2009年2000亿元地方债则明确列入省级地方预算，也就意味着，它要接受省级预算全套程序的约束，在透明的情况下由省级政府牵头，承担还本付息的职责。

大量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和融资机构出现这种两难问题后，有人就提出疑问：为什么财政不愿意介入给予持续的支持？有些观点认为，公共财政应该支持，甚至应该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笔者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找到形成公私风险共担、风险规避、融资增信、乘数效应的切入点，使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形成合力共同发展。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不仅令美国失去了18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还让世界经济增长下降了1.5个百分点。

但是，这并不表明其他国家对中国汇率政策没有意见。这样的判断连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难以接受，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是其比较优势变化的结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日益下降，这已经严重影响央行制定利率和流动性政策的能力。9月5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开始访问北京，他带来的一个主要问题极可能就是，为什么人民币还没有明显升值？9月15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同一个问题举行听证。

有别于五六年前的情形，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也在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其中包括中国在东亚的一些近邻和金砖四国的几个主要成员国。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就可以严词拒绝美国的要求？问题恐怕并非那么简单。

中国既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压力可能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因此，真正刺激美国议员兴奋点的恐怕主要不是经济失衡，而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持续高企的近10％的失业率，二是今年11月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从6月19日到9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到0.5％。就在这两个事件的中间，央行于6月19日公布了将重新增加汇率弹性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决策需要有前瞻性，既然知道山雨必来，不妨预先做一些调整，往后也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人民币国际压力的实质目前，国际上起劲批评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是一些美国政客，尤其是国会议员。可惜，随后的政策变动却意外地加深了中国受外力影响而调整汇率的印象。即使是一些提出制裁中国法案的议员，也并不希望这些法案真的成为政策，因为他们能看得到这样的政策可能给美中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一些国会议员在私下的交流中，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汇率决策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如此看来，适度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化解贸易战的风险，恰恰是保护中国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

过去七年来，中国一直试图调整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决策者为了化解贸易战的风险而调整汇率政策，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美国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第二，我们不会因外力压迫而被动地改变我们的政策。换句话说，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人们看到，从9月10日开始的几个交易日，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显著加快。批评人民币汇率政策，其实是他们从事国内政治活动的一个工具。温家宝总理已经多次指出，当前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在政策讨论层面，我们自然应该全力反驳美国政客的无理指责，其实，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从年初就开始出现了，但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一直没有调整。

第一，汇率调整是消除经济结构失衡的一项必要措施。一开始什么都不做，直到最后一刻又不得不调整，就把自己推入了一个被动的境地，并且非常不利于下一轮的政策博弈。

即使单纯考虑国内经济利益，人民币适度升值也已经是必然的选择，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控制升值速度并避免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关键就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一些行政性的手段，比如通过国家发改委控制投资规模等，而没有真正触及激励机制。

而G20首脑会议和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的日期都是早已确定的，如果我们有一定的预见性，那么，汇率调整根本不需要等到最后一刻。最近，一位美国专家告诉我，6月19日以来人民币汇率没有显著变化，令那些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人很难再在公开场合支持中国的政策立场。汇率扭曲不仅影响对外经济关系，也直接降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出口过多、服务业不发达和消费不足，都或多或少地与人民币被低估有关。如果仅仅为了显示不惧风浪而一意孤行，一旦触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极大地伤害中国的经济利益。

它们的批评各有各的出发点，但是，如果许多国家对中国政策有看法，中国就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当然，既然人民币汇率机制是有管理的浮动，它就不是简单地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政府在实施政策调整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国内外的经济状况。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然而，是否像有些部门所做的压力测试所警告的，人民币升值超过3％就可能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恐怕未必，起码这与中国在2005年-2008年间人民币稳步升值时的经济状况并不一致。更重要的是，人民币适度升值，也符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可是，在随后的近三个月里，人民币汇率一直小幅双向震荡五个转变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

同时也要立足于实际，扎实有序推进。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资本外逃、截留外汇存于境外等行为大量出现，1998年资本项目甚至出现多年未见的逆差，1998～2002年，平均每年新增外汇储备不及300亿美元。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加强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性判断。推进国内外汇市场的规范发展，加大外汇市场产品创新力度。

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研究推进外汇账户管理改革，提升采集涉外主体跨境外汇收支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由于我国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增强，企业和机构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外汇管理将始终坚持服务社会，服务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和提升国家形象，充分发挥服务经济发展功能。

目前，参加国际收支申报的企业和银行约80万家，国际收支交易规模超过4.5万亿美元，较1982年增长81倍，较2000年增长5倍。坚持科学发展，推动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作为高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外汇管理监测跨境资金流动、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